book

近日读书较缓,草草翻读了葛兆光老师的《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1994——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从上百万字读书笔记中选录出百余篇读书笔记,以历史、思想史、禅宗研究资料为主,摘录中又有自己的思考。读罢,收获若干。

这本读书日记有两个特点。 其一,每篇读书笔记首句均直接写出所读书的基本信息——书的全名、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且加粗以醒目。 其二,以时间为顺序编排,并注明时间。作者于后记中说「不知道这算不算学院学究的『头巾气』」,对某个领域比较有研究、比较擅长的,又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和讨论也是一特点。如果有心,从一年的读书中可以看出一人读书之历程、心境,是凌乱还是有序,以及个人研究问题方法的特点。

《且借纸遁》中涉及的书以日本学者原作、日译本、台版本居多,英文书次之,中文译本其后。从这些书目上可知,葛老至少精通日语、英语、中文,而这也是做学问的基础。姚从吴在《历史方法论》(陈捷先、札奇斯钦编《姚从吴先生全集》(一)《历史方法论》,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三版)中说:

历史学者虽然不能尽通各种文化民族的语言,但语言实在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工具。本国语言以外,与自己研究范围有关系的语言,均应尽量兼习,且应当把它当着选择题目、划分研究范围的先决条件。(59页)

如今,不止历史研究,想知道自己所在领域的研究动态就要视野放之四海,懂得外语是前提。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像《牛津英语词典》主编莫雷(James A.H.Murray)那么厉害,掌握十四种外语,至少掌握一、二种外语还是可以的,并且很有必要。

在百余篇读书日记中,我现在关注的是《由官学到书院》(陈雯怡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其通过宋代书院的复兴与发展说明宋代教育史,其中阐述了官学三个特点: > 第一,把政治和真理、实用和知识捆绑在一起,因此在旧时代,这里的真理有时候可能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真理,知识有时候可能是为着实用目的的知识,真理和知识没有独立; 第二,在官学笼罩一切、政治控制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官学基础上是不许你乱说乱道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和独立学术的场合; 第三,官学教育比较刻板,它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设计的教育,它的教材、教法可能都是程式化的,很规范但也很平庸。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216页)

记得此前读龚鹏程《国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章:经·传经体制」中写「汉代官学本是今文,后来却是民间的古文占了上风。古文不在教育体制之中发展,它仰赖的是民间的私家教育制度,也就是家族传习或私人讲学」,以及「在晚唐五代,庐山白鹿洞本是『国学』,到了朱熹在那儿讲学之后,竟成为天下书院之代表,政府反而要来禁止它,称它为『伪学』」(80页),恰好呼应此书,想借此一揽古代官学、私学历史。时光返回来,我想到我们体制内大学与民间存在过、依旧存在的教育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与古代相比(如果可比),私学都有受到官方打压,并极力反抗。古时官方可能想在经典研究中占有话语权;如今更多是为思想稳定,巩固政权。

此外,这篇读书日记中对书院教育的后世影响、评价的分析,也能引起一些思考。 > 其实对书院评价越来越高,背景是现在对目前大学教育制度的批评很厉害,这更使得书院教育在想象中似乎更加完美了。 借题发挥批判现代教育是可以的,但也不要因为现在教育状况令人不满,因而把书院硬拉到「代性批判」、「西方学科制度批判」之类上去,以至于对书院教育本身有太多非历史的评价。(217页)

我们追忆历史上的教育、大学,更多凸显的是它们的优秀之处,即使在讨论教育话题上也应当全面看待,以往糟粕之处也需要我们如今要避免旧犯,且需要考虑两者所处不同社会环境。在历史讨论角度,有必要明白其出现、发展的历程,兴起、衰落的原因分析,而不将现代人观念强加给它们,「温情对待历史」即是如此。

《盛世》(陈冠中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赵鼎新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评述笔记能在出版时保留住,应该是不易的。葛老在《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設立「盛世的平庸」一节专门讨论盛唐时代的思想,以说明这种没有特别精彩思想的时代,可能也有思想史的意义,与《盛世》可以映证。 > 如何结合社会学与历史学,如何平衡事后的理性分析与体验当时的历史环境,如何综合观察者的观察与当事人的回忆,就是撰写历史很重要的问题了。(298页)

最后,是几条零散的研究动态。无心积累,日后有心探究之时也好有个入口。 金毓黻可以称为东北史研究开山之人; 本田实信是日本甚至世界上关于蒙古时代建立在波斯语和汉语史料基础上作严密研究的开创者。

2015-07-13 13:38
Comments
Write a Comment